醉眠芳草記: 沒有野生動物何來狩獵？顏聖紘：維護獵場需跨領域合作

2016年11月21日台北訊，廖靜蕙報導

前言：由動物當代思潮讀書會策劃、台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【關懷生命、愛護動物】專案支持的「窩講堂」，昨（20日）以「荒野中的救贖：邁向原住民狩獵與動物保護的衡平」，邀請學者專家就狩獵議題演說，以下根據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副教授顏聖紘演講內容整理。

前恆春鎮代郭榮華最近發起「廢止墾丁國家公園改制國家風景區」連署請願，要求退出國家公園，只是如此一來，可能影響魯凱族狩獵權益。「當恆春鎮都成為墾丁大街，還有野生動物可以讓魯凱族行使狩獵文化嗎？」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副教授顏聖紘說，狩獵議題不該侷限狩獵行為的討論，獵場維護管理更重要，否則失去獵物的獵場，將使得狩獵除罪化失去實質意義。

提到狩獵議題，社會大眾立刻聯想到原住民，但顏聖紘以生物多樣性學者立場主張，狩獵議題應超越族裔，以行為來討論，並將漁獵行為等同視之；而狩獵牽涉層面複雜，也絕非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、《國家公園法》修法就能解決。

「如果沒有良好的棲地，就不會有野生動物的存在。」他舉沿海捕魚，不能只捕魚，卻不保護棲地環境。棲地環境不好，即使放魚礁吸引魚群來，也只是利用人工製造魚很多的假象。然而，沿海環境的管理牽涉從陸地、河川到海洋的管理單位，不會只是漁業署的事。

「我們必須認知到自然環境是延續的、變動的，只要任何政策涉及自然資源時，不可能一成不變。」他舉九二一地震之後，崩塌嚴重的九九峰，歷經十多年，植被逐漸復原，長鬃山羊也來了。因此任何涉入管理的單位，都必須認知環境是不斷變動的事實，不能用一套規定管所有事務，以為這樣就夠了。

「然而，我們的政策治理卻是斷裂和衝突的。」無論是現在國家單一治理，或未來由部落小面積治理，都牽涉到一小塊土地就面臨多個權責單位的處境，錯綜複雜的脈絡下，單一單位或法令似乎無法負起棲地品質。

如果要恢復生態智慧和傳統文化，得先回答什麼是好的獵場。顏聖紘認為，好的獵場具備多樣性的動物種類與數量，而棲地的多樣性高才會有更多動物，並且這些區域不該受開發行為影響。另外，核心棲地到受干擾與開發地區之間需要緩衝帶，少了緩衝帶，核心區隨之崩壞饋，相對沒有意義。

現況卻事與願違，野生動物種數、棲地環境缺乏多樣性，就算是核心區，一樣受到非管理單位，如道路、水利等單位的干擾。

野溪是野生動物喝水的地方，也是獵人狩獵時重要據點。但一條野溪牽涉眾多管理單位，野溪治理也不是保育單位可置喙的。尤其每次災後重建，大量經費湧入，幾乎將野溪從山上到海邊沿岸水泥化，野生動物從此消蹤匿跡，因為環境已改變成無法利用的狀態。談獵場，絕非只談林班地的維護。

另外，產業道路對棲地的切割，牽涉到地方自治相關法規，例如山城苗栗佈滿有如彩帶般的快速道路，棲地如此破碎，地方政府又宣稱沒有錢。道路的開發使得產業快速進駐，礦業、民宿、露營地、山區農業的經營者不分族裔，但傷害野生動物以及破壞獵場卻毫無分別。

「所以我們要恢復山林智慧不只是狩獵的問題，還有環境營造的問題，否則就算原住民狩獵除罪化，也沒有獵物可打！」他說，很多單位政策執行時，是與保育背道而馳的，絕非拘泥於修野保法和國家公園法就能解決。

狩獵議題涉及生物資源和自然環境，而這些都是變動的概念，他提醒，不要期待單一標準答案，而是學習面對變動的環境和生物資源。「該受教育的不只是人民，政府各層級單位更需要，首先就是承認自己的不足和需要學習之處。」

顏聖紘也以「如果我是立法委員」提出修法意見，他認為，修法應同時考慮執法所需的行政能量和品質，投入相對的資源。而非修法卻無法執行，也無員額編制。他不客氣批評，行政院長林全一句話，就讓林務局保育組三個員額消失了。「請問業務如何執行？」這也難怪執法只挑「軟柿子」，國家機器動不了。

另外，修法應跨法規和委員會溝通，也不該只修野保法、國家公園法，卻任由水源相關法規洞開、破壞環境品質的衝突並存。「很多水源保護區就是跟野生動物重要棲地接在一起，有些野生動物如山羌，不只利用核心棲地，也會到周邊緩衝帶。」法令一開放，野生動物就受到直接衝擊。

他也指出，修法時不把問題一次講清楚，開一堆公聽會，結果是重複達成共識後又有人反悔、技術性杯葛的劇碼，最後一切重回原點，浪費國家人民公帑，而這種例子不勝枚舉。

與執法相對應的是監督。無論個人或團體，不分身分，都該受到監督；而監督的團體必須具備足夠的知識，否則就會各說各話。另外，資訊透明才能被監督，如果什麼資料都拿不到，以「這些是我單位自己看的」為由，監督就無從開始。而牽涉技術面更需恆常性溝通。

顏聖紘表示，狩獵不分族裔，也不是只有原住民會做。例如屏東經營蓮霧農作，常遇白頭翁啄食危害，農民若不想毒鳥，又不想付錢，那麼來幫忙的獵人為了獲利，就會把這些鳥賣給放生團體或鳥店。放生團體因為不知道怎麼處理鳥，又造成鳥類大量死亡。

為了破除這個循環，就去禁止放生、管制放生團體，只是卻未解決農田鳥害問題。他指出，與其怪獵人、果農或放生團體，可能須回到源頭栽培管理討論，這時候就得農糧署提出栽培技術與資材上的協助，而非用一個管不到源頭的（野保）法來做。

以台灣目前的自然環境，他支持有必要保持狩獵技術。例如水鹿移除，能不能發展與原住民青年合作獵捕？而這些獵捕後的水鹿，能不能進入肉品市場或製作成罐頭？這牽涉到食品衛生管理，就須衛福部入場；此外，包括後續通路、銷售，都須通盤考慮，才能讓狩獵合法化後，產生社會貢獻。

2016年11月21日星期一